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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胡舒立离开恐令《财经》难续辉煌 团队或将平移

  • 作者:  来源:本站  日期:2018-11-27 21:36:20
  •   在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、《财经》专栏作家谢国忠眼里,《财经》的存在,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一个奇迹。随着这次动荡,《财经》杂志采编和经营可能整体平移,《财经》的壳也许很难再延续辉煌

      与《经济观察报》前总编仲伟志的离职比起来,胡舒立或将离职的传闻,掀起的可谓是满城风雨。甚至《华尔街日报》也对《财经》的动荡,给予了关注。

      尽管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胡本人的确认。《财经》公关部负责人张立晖女士这些天仍然忙于“灭火”,为媒体以及读者提供《财经》变局的最新公告。

      据《财经》一名记者透露,尽管胡舒立以及其团队并没有统一开会,对《财经》因人员出走带来的剧烈震荡作出解释。但外界传闻胡舒立及其团队,将创办一本新的财经类刊物,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      “至于刊名是不是《财经新闻周刊》,我不很清楚,但新的办公地址就在大望路。”这名财经记者表示,“尽管也有同事说这件事,让他们工作分心了,但《财经》目前的整体运作,依然平稳。”

      张立晖印证了这一消息,现在有包括前《财经》杂志总经理吴传晖在内的60多人的经营团队,于9月底递交辞呈,但这些人目前并未正式离职,“因为还有一个月的交接期,交接过程中,也并没有出现外界揣测的不愉快等情形,他们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”。

      对于此次出走的原因,易凯资本王冉认为,“这次集体出走肯定同两个因素有关:—是公司上市后团队激励的持续缺位,二是挂靠单位调整后新闻报道空间的日益压缩。”

      《财经》高管率众集体出走,采访中,各界人士因此而普遍对这本杂志的未来发展不看好。但“联办”随后的系列处置措施中,显然对此已经有所准备。

      吴传晖“为寻求其他事业契机”辞职,10月15日,港股财讯传媒(财讯传媒集团旗舰产品为《财经》杂志,财讯传媒在香港上市,由15名个人投资者控制)即公告,《财经》杂志接任者由该集团原董事、《证券市场周刊》主编王翔飞出任。

      不过对此任命,市场并没有表现得积极。10月16日,财讯传媒再次高开低走。而此前,经营团队辞职消息被确认后的10月14日,联办系财讯传媒曾现跌10%。

      据称,主编胡舒立、执行主编王烁在内的编辑团队的辞职,在杂志于11月9日出版后离职,则由“联办”旗下《证券市场周刊》主编于颖接任。但这一消息目前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。

      如果不是这次剧烈的离职风波,很多人都不会知道《财经》背后的人——“联办”以及“大佬”王波明。

      “联办”是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的简称。成立于1989年,是由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,并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支持的非盈利、民间性、会员制事业单位。王波明任总干事。

      “联办”具有深厚政府背景,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方案及第一批国债发行和第一个投资基金,都有“联办”的影子。

      正是有着这样“大树”,让《财经》1998年进入市场后的两年,得以刊发《基金黑幕》,并扛过10家基金公司的联合声明。

      随后又推出的《庄家吕梁》、《银广夏陷阱》等报道,最终站稳脚跟,并赢得各界人士的尊重。

      《财经》因此被《华尔街日报》称为“中国领先的金融出版物”,而发行上,也成为国内唯一一份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财经类期刊。

      不过,在今年财讯传媒集团财报上,《财经》的一枝独秀,仍没能掩饰集团收入的整体下滑。

      9月底,财讯传媒披露的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上半年报显示,财讯上半年收入1.157亿港元,比去年同期的1.469亿港元下降约21.2%。股东应占亏损4110万港元,去年同期则盈利480万港元。

      在今年上半年的这1.15亿港元收入中,《财经》带来了整个集团收入的50%强的比例,仅比去年下降了16.9%,上市公司的另外两本杂志《地产》和《证券市场周刊》的收入降幅则分别高达47.3%和66.1%。

      在这样的背景下,传闻中联办干涉财经采编,致使《财经》团队出走的原因,更让人容易相信。但《时代周报》却并不完全这样认为,“《财经》杂志的震荡,看似来自资方,但资方与新闻报道从业人员冲突的深层次原因,依然耐人寻味。如果传媒的疏导功能被资方这样肆意压制,公众的情绪无法发泄,获取信息的渠道闭塞,迟早对社会管理不利。”

      联办的大佬王波明,也是《财经》杂志的出品人。在近期接受媒体对他的第二次采访,他说他怕说多了会出错,没有就《财经》近期的动荡,发表个人的看法。

      《纽约客》驻华记者欧逸文(Evan·Osnos)在第一次见到胡舒立之后,就得出了这是一个“身材小、健谈、好斗”的“女教父”的直观印象。

      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大卫·伊格内修斯(David·Ignatius)甚至将她比喻成一个国家的“复仇天使”,而她推出的系列财经黑幕报道,也让她被《商业周刊》冠以“中国最危险的女人”的称号。

      刊发《君安震荡》和《银广夏陷阱》等文章时的《财经》,文章的矛头直对当事人,不隐藏对方真实姓名。一名在财经圈打拼多年的记者表示,单凭报道中的实名引用这点,就可以发现,现在的《财经》,在近年来的报道中,针对性和尖锐度上,已经没法和前几年的《财经》相比了,而报道内容则更注意各方利益的权衡。

      大家在谈论《财经》迅速崛起时,更愿意相信,“胡舒立背景很硬,敢于触摸政策底线”,但胡舒立认为,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,她只是一名记者。

      在几次关于胡舒立的访谈中,涉及她个人及其家庭的背景等问题,她总是刻意回避。但胡舒立的个人履历,显示了她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努力。

      1985年,在《工人日报》工作的胡舒立,凭借一则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,引起了业界的关注。之后,有人邀请她下海,但她说: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,我还是干新闻吧!”

      1992年,胡舒立进入中国第一家有民营资本介入的报纸《中华工商时报》,任国际部主任,成为了“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”。

      揣着办一个喜欢的媒体的想法,王波明及其联办也在考虑自谋生路,并计划投资传媒,让双方一拍即合。

      据了解,胡舒立开出了两个条件:杂志采编绝对独立;提供200万元的经费预算。

      1998年4月,《财经》杂志正式上马。对此,王波明甚至做好了三年没有广告收入的最坏打算。

      据前《财经时报》总编杨浪的说法,胡舒立在成功创办《财经》之前,至少办过两位数的财经刊物。

      一位前《财经》记者说起自己选择进这本杂志的理由时,坦承是冲着杂志的质量去的。“大家都知道,《财经》钱不多的,但在这本杂志能做几篇有影响力的稿子”。

      《财经》资深记者何华峰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中国农业银行到《财经》做广告,恰好记者凌华薇曾写了篇批评性报道:《农行重组尚无解》。农行方面希望文章能够延后一期刊发,让他们能拿着有自己广告的《财经》杂志,在会议上展览。胡舒立简单地说,广告不要算了,现金20多万。

      尽管这名记者如今已经离开《财经》团队了,但谈及胡舒立和《财经》,言语中仍充满敬重。

      他说:“《财经》采编的工作态度是我经历的媒体中最认真的,一条稿子经常反复沟通,为一条三千字的稿子写上上万字的备注是家常便饭;其次,他们的工作流程也是最先进的。当遇到陌生题材时,记者会从编辑那里得到包括电话在内的相关人的联络方式,这在其它媒体是不可想象的;第三,是编辑中心制,许多稿子从原稿到成稿基本上是两条稿,确保了稿子质量。”

      在接受单羽青采访时,胡舒立对自己的从业经历,做了这样的概述,《工人日报》主要是做日报,锻炼了严谨性;《中华工商时报》,属于市场化媒体,对创造性有很高要求。在报纸工作时,我的职业经验比较全面,在编辑部工作过,也当过驻站记者;做过国内新闻也做过国际新闻;做过政治报道也做过经济报道,跨度比较大。另外,《工人日报》的综合性媒体特征和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专业型媒体的特征差别也比较大。我的媒体经验不是很专,但应该说是比较全。”

      胡舒立的大学同学杨大明说,重要的人脉资源,都是胡舒立跑出来的,而在《财经》内部又进一步进行了资源共享。

      《财经》的品质,何华峰表示,单凭在对红包上交模式的处理上,就可以看出媒体的规范程度和记者的职业操守。这保证了《财经》的声誉。

      在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、《财经》专栏作家谢国忠眼里,《财经》的存在,从某种程度上说,是一个奇迹。

      随着这次动荡,《财经》杂志的采编和经营或整体平移,《财经》的壳也许很难再延续辉煌。

      据悉,包括《财经》杂志和《财经网》的广告部、市场部、发行部等多个部门,近90名员工的《财经》杂志经营部门,有60余人递交了辞呈。采编团队尚不清楚,据悉,包括凌华薇在内的高层极可能都将离去。“毕竟,一个团队不容易被拆散。”一名《财经》记者这样说。整个《财经》杂志共有近300名员工。

      胡舒立除了9月28日,以一贯强势的姿态发布了否定《财经》动荡传闻的公告后,遂进行内部的安抚工作,称正与“联办”进行沟通。

      但10月12日,胡舒立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发表的《无法确定的愿景》,众人更愿意解读成胡舒立将离开《财经》的信号。

      《第一财经周刊》总编辑何力在博客中对此写到:“我觉得舒立应该出来说些什么了,《财经》作为媒体的新闻作风,和《财经》作为新闻事件主角的作风的反差,也许说明我们都还不够成熟。”因为胡舒立一直坚持,“媒体的批评权、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。”

      胡舒立本人也许和大多数不愿具名的被采访人一样,“事件尚不清晰,不方便评价”。而胡舒立曾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,可能已经对此做出了回答。“原因很简单,我自己是新闻人,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以报道的。”

      如果真是要对《财经》好,可以多一点关心,少一点炒作。张立晖这样希望。但对于胡舒立将离开之后的《财经》,“谁还关心这个啊”。而《财经》确立的发展成通讯社的目标,也许会放缓或流产。

      胡舒立离开《财经》,双方的前景,我们暂时还不知道,但外界有两方面的猜测。

      “她的这次离场,或许带来的是一个双输的局面。”一名《南风窗》记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。传闻胡舒立的新东家可能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,但该记者反问到,一个地方省级平台会比现在的联办要好?相反,“只会恶化,不会好转”。

      与上述观点相反,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认为,胡舒立离开《财经》,可能有更好的发展,但是,《财经》的衰落是必然的结果。

      至于进一步加深媒体的市场化程度的改革,完善股权结构,对保障媒体独立采编权的积极作用时,该记者认为,会有改善,但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开放程度,不能盲目乐观。

      对于未来,胡舒立“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,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,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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